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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 邺城铜雀台（第1页）

一、高台起势：铜雀台的政治隐喻

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邺城（今河北临漳）西北隅，一座巍峨的三台建筑群拔地而起。其中尤以铜雀台最为壮观，《水经注》记载其“高十丈，有屋百间，台巅立大铜雀，舒翼若飞”。曹操建此台，表面是“娱宾赏景”，实则暗藏深意——据《魏武故事》，他在诏令中称：“吾性不信天命之事，然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……”言外之意，这座高台正是其“代汉自立”野心的具象化表达。

但铜雀台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当曹操在台上大宴群臣，命诸子与文人“登高作赋”时，一场围绕继承权与文化话语权的隐秘角力，正悄然拉开帷幕。

二、七子争辉：建安文人的站队游戏

铜雀台落成宴上，最耀眼的当属“建安七子”。孔融已因触怒曹操被杀，余下六人（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）均到场献赋。其中王粲的《登楼赋》最为传诵，其“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骋力”之句，表面歌颂曹操功业，实则暗含“文人择主”的期待。

但文人的态度并非一致。据《文士传》，刘桢曾因“平视甄夫人”（曹丕之妻）获罪，被罚作苦役。此事背后，实则是他对曹丕的轻慢——刘桢更倾向曹植，曾在诗中写“陈思（曹植）握笔，华藻纷纭”。反观陈琳，早年为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，归降后却以一篇《武军赋》讨好新主，尽显“乱世文人”的生存智慧。

这些文人的微妙立场，被曹操看在眼里。他一面以“唯才是举”笼络人心，一面通过铜雀台宴集，观察诸子与文人的亲疏。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载，曹操常“使诸儒撰《皇览》，集经传，以彰文治”，实则是将文化精英纳入政治轨道。

三、丕植之争：铜雀台的文斗暗战

铜雀台上，曹植与曹丕的较量尤为瞩目。据《世说新语》，曹操曾命二人“各出邺城城门，却密令门吏禁止通行”，以考验应变能力。曹丕受阻后折返，曹植却“乘醉斩吏出城”，虽触怒曹操，却赢得文人喝彩。

这种对立在文学创作中更显锋芒。曹植的《铜雀台赋》写“连二桥于东西兮，若长空之蝃蝀（dì dōng，虹的别称）”，被诸葛亮曲解为“揽二乔（大小乔）于东南”，用于激怒周瑜；而曹丕的《登台赋》则强调“建高殿之嵯峨（cuó é）兮，浮双阙乎太清”，暗藏对权力建筑的迷恋。

文人集团也随之分裂。邯郸淳、丁仪等支持曹植，称其“言出为论，下笔成章”；吴质、司马懿则辅佐曹丕，策划“毒枣事件”（《魏略》记载曹丕以毒枣谋害曹彰）。铜雀台上的诗酒唱和，实则成了政治斗争的演练场。

四、暗流涌动：文化权力的再分配